姚明：在体育和体制之间

NBA是声色犬马的名利场。它制造神话、巨星和富豪，也滋生赌徒、嫖客和瘾君子。

世界上没有几个群体像NBA球员那样—平均年薪六百万美元，高者上千万美元，但超过半数人退役几年即面临破产，或服役期间便债台高筑。他们有人吸食大麻，醉心于女人的被窝，在拉斯维加斯赌场一掷千金，在夜店当众撒钱，上千平方米的豪宅里满是保时捷、法拉利和玛萨拉蒂，养着游艇和私人飞机，甚至资助母国的反政府武装。最终，身体经不住挥霍和伤病，黯然收场。

天生偏爱“离经叛道”的记者们对之趋之若鹜，他们绞尽脑汁在这块是非之地炮制猛料，科比强奸案、乔丹嗜赌成性、艾弗森深夜把赤身裸体的妻子扔出家门……一个都没落下。2001年，美国联邦调查局(FBI)查封为名流秘密提供性服务的“黄金俱乐部”，牵涉乔丹、穆托姆博等一批NBA球星，更是被炒得沸沸扬扬。

相比之下，姚明在NBA效力的九年让媒体失落。他刚入选NBA就把队友送来的美艳女郎拒之门外;媒体传言他约会黑人女星，他一笑置之;退役之前(2010-2011赛季)，他的薪水是1768万美元，而座驾一度只是宝马745。

姚明看上去像清汤寡水，节制、俭朴、缺少戏剧性。可如果说他乏善可陈，那就错了。他的野心在别处—改变中国人对体育的认知。

篮球的人格思想

2016年夏，成都。

老款别克GL8的中排座椅与副驾驶间距0.8米，车内高度不足1.2米。拉开侧滑门，身高2.26米、体重约三百斤的姚明使劲把自己往里塞。他猫腰缩脖子，头还没伸直就被前排座椅顶住，憋屈地咧了一嘴。司机把姚明送到一所体育馆，那里被临时设为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(以下简称篮球季)四川省区赛场，31支校队在这里争夺6个晋级全国赛的名额。

“把大象关进冰箱拢共分几步?”小品《钟点工》里，宋丹丹说只要三步：“把冰箱门打开，把大象放进去，把冰箱门关上。”姚基金执行总监叶大伟喜欢引用这段台词，因为他的老板姚明像是那头大象。

画面忽然生动起来。一个被束缚的篮球人，要去解救被束缚的篮球。

与常规联赛不同，姚基金竭力弱化胜负结果—锦标的重要性。他们严格审查参赛队员资质，杜绝中国体育界普遍存在的年龄造假、借调外援等情况，引导运动员享受体育带给人的快乐，在竞技中学会篮球的思想—尊重规则、认同竞争、团队合作。姚明说，弱化锦标性是为了预防体育赛事的通病，“现在一旦有任何比赛，太容易被锦标所吸引，这就会产生为锦标而付出代价。”

姚明的自传《我的世界我的梦》中写道，“我的梦想是中国人能够了解篮球，现在他们不在乎你怎么打球，只在乎输赢。不是所有得分的投篮都是好球，也不是所有没投入的球都是坏球。”他说，美国的体育精神核心是勇敢尝试，在过程中展现个人价值，不像中国体育，以成败论英雄。“我们到底是喜欢这个比赛，还是喜欢这个运动?”

追根溯源，姚明发现篮球最初是教育工具，而非以获胜为目的的竞技项目。

1891年，美国体育教师奈·史密斯在他执教的学校发明篮球，几年后，美国传教士把它带到中国天津。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最早在中国推广篮球，之后的推广者不乏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和原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。姚明认为，人们现在对篮球的理解与它的起源和初衷有出入。“如果按照今天的理解来说的话，他们和篮球都没有关系，他们是教育家。”他说，体育的本质是人格教育，改变世界的是精神，不是肌肉。

竞技的代价

姚明和他的父母姚志源、方凤娣都是为比赛承受代价的运动员。

1980年9月12日，姚志源在上海市第六医院心急如焚。妻子方凤娣分娩，进入产房十二个小时，还不见孩子出生。焦灼之时，有人来催姚志源去完成一项“组织派给的任务”。当天，上海九城运动会男篮决赛，已经退役的中锋姚志源奉调回来加强内线防守。来人要他把组织利益放在家庭前面—建国后，上海男篮从来没拿过冠军，上海市相关领导期待在主场战胜所有对手，“一雪前耻”。那时，“文革”结束才四年，先公后私的观念根深蒂固。

姚志源身高2.08米，方凤娣身高1.88米，他们曾分别是上海男篮和国家女篮的中锋。对他们来说，篮球是生命中的不速之客。中国体育运动在“文革”初期骤然降温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政府逐渐重建专业运动队，举办体育竞赛，姚方由此被选入篮球队，为组织效力。行政力量对体育无孔不入又导致各级政府相互攀比成绩。方凤娣直言，打篮球是责任、任务，不是自己年轻时的梦想。而且，他们都早早退役了。《姚明传》作者杨毅说，这一批运动员原本是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准备的，那年中苏交恶，中国拒绝参赛，“一代运动员的梦想就这样断了。”

为了责任而努力的不适感，也曾长期困扰奥运冠军、中国女子体操队前队长程菲。她的母亲告诉她，家庭的前途就靠她练好体操;她的教练告诉她，要拿金牌。“我不是一个热爱竞争的人，但责任感让我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。”程菲说。

在中国，体育离政治太近，时常与国家利益、民族自豪感、集体荣誉、个人荣辱，甚至官员升降捆绑在一起。

中国体育界认为，体育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一致。西方人借助鸦片战争向中国“出口”了以获胜为主要目标的竞技体育项目，是时中国正处于国防羸弱的清末，除了军政上抵御殖民统治，在竞技项目中打败外国人也是中国人洗去“东亚病夫”形象的重要手段。体育，成了国力的象征。

1949年，计划经济独霸中国，体育界随即建立了日后被称为“举国体制”的管理模式。那个时期，竞技体育的核心口号是“国内练兵，一致对外”。它强调体育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，弱化了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的重要性。这一理念和模式此后在一系列事件中强化并延续下来。社会体育研究专家、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卢元镇回忆，在1970年代，一场排球赛就够大学生上街游行、高喊“振兴中华”的口号。

进入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更主动地融入国际体系，体育的荣誉和中国的荣誉更加“水乳交融”。中国体育界也发现了提高比赛成绩的捷径—兴奋剂。到了1990年代，服用兴奋剂成了中国体育界公开的秘密。

《袁伟民与体坛风云》一书回溯了中国体育界对兴奋剂的认识过程，当时有国家体委的人受苏联和东欧国家体育观念的影响，认为假如有利于提高比赛成绩、对运动员身体无害、国际上不被查出来，就可以使用。卢元镇说，那时体育界流行几句话，“查出来是兴奋剂，查不出来是高科技”，“查出来的是狗熊，没查出来的是英雄”，“技能类项目靠钞票，体能类项目靠吃药”。事实是，使用兴奋剂致死致伤的运动员比比皆是。

2000年，袁伟民上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时，中国运动员滥用兴奋剂已经引起国际公愤，袁高调祭出反兴奋剂大旗，其中一大理由也是“给国家丢脸”。他义正言辞地指出，兴奋剂问题是政治问题，关系到国家荣誉和北京申奥成败。随着对外交流深化，中国需要更“干净”的国际形象和声誉更好的体育外交。

“出口”姚明

2002年，姚明也背负国家的“光荣与梦想”，远渡重洋。他顺利征战海外的时机如此微妙—在他被放行加入NBA前一年，中国加入了WTO。杨毅说，姚明从上海男篮“出去”这件事，上海市某领导亲自表态支持，体育部门才开了绿灯。“这不光是体育圈的事，上海如果想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，就必须有叫得响的上海人走到国际舞台上去。上海要有‘名片’，所以，无论是从体育上，还是从政治上，姚明都应该出去。”鸦片战争一百多年后，中国体育出现了有力的“逆出口”。无论姚明是否情愿，他都被有意无意地塑造为中美文化之子、全球化之子。

姚明的到来轰动了美国。媒体问乔丹如何评价这个来自中国的大个子，乔丹说：“对这个孩子来说，他肩上的责任太重，不光是篮球，还有整个国家的期望。我希望篮球能成为他放松和快乐的天堂。每当你走上球场，你的心中必须一片宁静，没有人能够打扰你，你才能去表达真实的自己。”杨毅是第一个跟着姚明去美国的中国记者，他见证了姚明职业生涯的很多重要时刻，看到很多中国记者一采访姚明就是“你身上有十几亿人民的期待……”

姚明觉得这太片面。他并不反对搞体育运动是为国争光，但认为它不该如此单极化。“我希望中国的朋友们知道，我打篮球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自己。在美国人看来，如果我输了，那就是我输了，是我个人的事情。但对中国人而言，如果我输了，那就意味着其他人跟着我一起输了。他们总认为我是他们的代表。”姚明对美国记者何伟说。后者曾与他一起出席了中美人士交流会，何在他的书中记录了当时的细节：中国大使表示期待体育运动改善中美关系，而姚明发言不到一分钟，且根本没有提及双边关系。

做运动员时，姚明努力将自己和篮球之外的世界隔离开，但始终牵挂为国征战的梦想。

2008年2月26日，时任篮协秘书长李元伟的电话突然在深夜响起，来电者是姚明的中方经纪人陆浩。他带来了坏消息：姚明左腿腿骨严重骨裂，可能葬送职业生涯。此前姚伤病频发，多次手术。李不敢想象中国男篮没了姚明，北京奥运会怎么打。

但姚明的公开表态让李吃了定心丸。姚说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要去打北京奥运会。医生提醒他，一意孤行的结果可能会造成他永远无法打球。姚明犹豫许久，说不管怎么治，必须要保证他能参加奥运会。“如果这次我无法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，将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。”

考虑到需要尽早恢复体能与国家队磨合，姚明不惜透支身体，骑自行车，练上肢力量，游泳(包括在泳池里跑步)，身体实际恢复的日程比医生的预估提前了一个月。中国男篮在他的带领下赛绩可嘉，击败德国队时，他跑到混合区向全国通报中国男篮杀入前八强。

“我们非常骄傲中国终于能够举办奥运会，对我们国家来说，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。”多年后，他仍然怀念那晚遍布鸟巢的五星红旗、欢呼声和呐喊声，“在那些欢呼声中，我们获得了力量。那晚之后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挑战世界。”

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

不过，有些事情，姚明拒绝配合。有一次，篮协把国家队带到酒店应酬，只有他坚决不下车。他的不服从，还引发过轩然大波。

2003年5月，可口可乐公司在没有征得姚明授权的情况下，推出印有他形象包装的产品，该包装还有另外两名时任国家队队员。姚明团队随即与可口可乐交涉，要求产品下架，后者回绝，坚称已获中国篮协许可。协商无果，姚明在上海将可口可乐告上了法庭，理由是该公司侵犯肖像权，要求其公开道歉并赔偿一元钱。

篮协依据国家体育总局(原国家体委)1996年公布的505号文件—在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属国家所有，自作主张将姚明的肖像权卖给可口可乐。但《民法通则》明文规定：“公民享有肖像权，未经本人同意，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。”

这起官司牵涉明星、巨头企业和国家行政部门的利益和权利，最终以庭外和解落幕。中国新闻界和司法界并不认为它是简单的商业纠纷，而是体育体制和运动员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。中国体育界流行的观念是，运动员在被选拔、培养、过程中，国家投入大量资源，运动员成名成才后应该心存感激。当时，可口可乐是中国体育界和中国篮协重要的资金来源。

责任说再次出现。有人指责姚明不顾国家利益，姚自称是在维护公民权益。这件事结束后，姚明向何伟表示，他一向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，但也不能这么忽视自己的利益。“就这次官司而言，我觉得它符合我的利益，也符合其他运动员的利益。如果其他运动员在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，我不想听到有人说：‘嗨，人家姚明都没有告状，你为什么要告状啊?’”姚说，他希望成为第一个不这样做的队员。“不是为我自己，而是为我后面的队员们。”

2006年，505号文件被宣布废止。替代它的新文件继续强调国家、集体在运动员成长路上的价值，但认可姓名、肖像、名誉、荣誉是运动员的无形资产。

不过，姚明终究没能掌控自己的命运。

2008年，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。第二年，他做骨裂复查发现，裂痕非但没有愈合，反而变大了。那时，他原本打算去探望四川灾区—汶川地震发生后，他成立了姚基金，援建希望小学，支援灾后重建。结果，伤病报告先给他来了一场“大地震”。之后，他半退隐。

姚明的职业生涯因伤病草草收场，国家队和中国篮协被推到风口浪尖。

前往NBA选秀前，姚明跟中国篮协签订了协议，保证随时回国参加国家队必须的训练和比赛。这意味着他要长期双线作战，既要忙着为火箭队争夺NBA总冠军，也要尽力帮中国国家队抢金牌。“没有这么用运动员的。”杨毅打抱不平，他说姚明每个NBA赛季要打八十多场球，每年夏天还得为中国男篮打四大赛事，“连轴转，铁人都扛不住。”除了比赛，姚明还同时承受两边日复一日的繁重训练。何伟说，如果中国国家队因为训练量不足而输球，教练会受罚。

火箭队队医基斯·琼斯说：“这是你我永远都不可能体会到的，这个国家有太多的人喜欢篮球，他不能让那些景仰崇拜他的人失望，他能做的只有不断坚持，甚至以伤害自己的身体为代价。”这个评价避开了火箭队的责任—NBA从未摆脱过压榨、过度使用球员的诟病。姚明自己对训练强度的要求也很高。起码可以确定一点，姚明屡次受伤，与过度疲劳直接相关。

关键在于，面对残酷，个人意愿处在什么地位。“NBA是他的梦想，他必须打，而且肯定全力以赴，他的性格不可能打打歇歇。与此同时，姚明也不可能为了NBA放弃在国家队的责任。”杨毅说，为国出战是姚明为之付出代价的梦想。或许正如程菲所言，竞技总是和枯燥、伤病、残酷联系在一起,但如果运动员一开始能有自己的意愿，还是会热爱竞技。

让体育人性化

篮球评论员徐济成说，如果姚明没有受伤，2016年正值当打之年。姚明则说，他宁愿赶紧去打开一扇新的“窗户”，开始新生活。所以，当中国运动员在里约奥运会逐鹿冠军宝座，他正倚着“窗户”看风景。

过去几年，姚明在学习、工作和慈善上的时间各占三分之一。

姚基金篮球季是姚明实现其慈善理念最重要的项目，它提出“以体·育人”，把体育当成教育来做，而不是培养下一个去NBA的运动员。目前，篮球季已经在全国近四百所希望小学，为三十多万人次进行了篮球培训。

姚明认为，现有体制使资源和关注度向塔尖集中，而他更愿意守护薄弱的塔基。同时，姚基金聚焦体育、艺术等副科教育，那是薄弱中的薄弱。“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比较紧张，往往会把资源优先投入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学科，比如数理化，艺术和体育就会相对匮乏，我们做的都是补短。”

姚明的话语含蓄而传统，“以体·育人”的口号不显山不露水，补充教育短板更显温和。叶大伟则直白得多，他强调了公平这个词。他直言，很多乡村在体育和艺术类上的教育，和城市比起来，就是0和1的差距。叶一语双关地说：“姚明比我高。”

姚明相信体育有改变世界的力量，前提是回归教育，让孩子享受快乐、塑造人格。

中国的教育体系将文化和体育分离，具有运动潜力的人在幼年期、童年期就被集中到体校经年累月地训练，自由选择的空间并不大。足球运动员高雷雷曾抱怨，他的身高练体操太高，练篮球太矮，只能选择足球。“篮球不要的，体操不要的都去踢足球。”姚明的身高更没得选，只能选择篮球，但刚开始，他一点也不喜欢它。“我九岁就进入体校练习篮球，一个星期有六天，每天都是机械化地重复训练。那时候，我没在篮球上找到多少快乐。美国的教练就不一样，他们鼓励孩子做自己喜欢的训练，因为体会到快乐之后，孩子就不会失去对篮球的热情。”

他欣赏美国体教合一的体系，学生可以学习文化知识，并充分选择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。“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深入到骨髓了，体育活动、艺术活动、学生社团活动在学习中占很大一部分，每个学校、每个系、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球队。”在美国，教练鼓励孩子的个性和兴趣，各种体育项目拥趸者众，父母可以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去给孩子的比赛捧场。

姚志源、方凤娣深知体教分离、机械而强势的培养方式对运动员伤害深远，曾经反对姚明选择职业体育的道路。所以，姚明退役后就到上海交通大学补修文化课，这是他曾经对父母许下的承诺。他十七岁与上海东方大鲨鱼俱乐部签约时，连高中都没毕业。“那时候我答应我父母，哪一天我退役了，我一定回到学校，把高中和大学的学业全部完成，说到要做到。”

姚明毫不讳言“不同的植物养法不同”—集中培养少数人的模式让某些项目接连夺金，但在篮球等项目上则相反。他口中的夺金项目，是体操一类的中国传统强项。但这些项目现在同样受到了挑战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后备人才难以为继。程菲正在参与国家体操中心一个改革项目—快乐体操俱乐部，该中心意识到，举国体制正在失去吸引力，愿意把孩子早早地送到体校摘金牌的家长越来越少。快乐体操俱乐部是新的探索路径之一，其目的是让孩子感受体操的乐趣，把所谓“要我练”转变为“我要练”。

公众对体育的看法也日渐转变。2016年里约奥运会，中国代表团赛果不彰，社交媒体上表现出难见的从容情绪—既对获取奖牌感到自豪，也鼓励落败的运动员。“公众的态度肯定还是有一定变化的，从以前纯粹看作是为国争光的比赛、竞技和任务，慢慢开始转变到能以一个更轻松的心态去看待和享受奥运会。”奥运冠军、前中国体操队队员刘璇说。

姚明提醒，中国篮球也要抓紧改革。

在学校里，姚明学会了如何耐心地去完成一件事。到了这个年龄，他越来越发现，不能像做运动员那样只争朝夕，很多东西必须要花时间去等待，比如体育体制改革。

不过，中国运动员不再完全是温顺沉默的夺金机器，他们越发在意独立意志和个人梦想。(参考资料：易小荷《NBA七宗罪》、杨毅《姚明传》、何伟《奇石》、央视《开讲啦》、《杨澜访谈录》)